但问题是你这样做的话将使我们丧失掉整个20世纪我们非常丰富的现代性经验，你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将使我们无法调用我们20世纪里面获得的现代性再造的经验。

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国家大力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开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准备阶段（1993年以前）。到2009年6月止，各国政府首脑和高级部长在联合国的讨论会上呼吁采取行动加快电子政府的进程。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有时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如公众旁听刑事审判会导致被告人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于司法机关作出决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有权要求采取对于禁止报道的补救措施。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试行）》为司法公开与司法监督结合提供了特殊途径。

《马德里准则》第8条规定：只要法官实施对规则规定的权利限制，媒体就有权利要求听证和进行上诉。而便于最大程度的体现审判公开和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却不在数字化法院建设的目的之中。[6]把国家--社会框架绝对化，做单一的支配性分析一说了之。

[27]张佩国：《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这就需要我们直面一览无遗之现象，而不是以既有的理想类型去理解法律[12]，从而以中国当代自身的价值理论来构建法律人类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的话，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实际是应该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来展开研究，亦即哪一种社会秩序模式更为可欲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遗憾的是虽然法律人类学研究已经逐渐地将这个问题开放了，但进行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却没有能够发现这一研究进路所应该承载的高度，进而也就疏于进行有意识的理论的构建。金耀基就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的秩序模式，一如其所言中国社会是一个自足性的社会系统。

我们认为民间法的研究应该是在中国秩序这一独特视角之下来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一如余英时所言，现实世界之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如中国的、美国的、苏俄的或者日本的。[19]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魏敦友教授法哲学讲演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所以说，从梅因、摩尔根再到马林诺夫斯基、霍比尔实际反映的就是西方法律人类学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理论预设的转变，即从进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中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预设中。如果是采用第二种研究进路，即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那么就主张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调和、国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法表示尊重从而退让等，这种国家视角的研究进路实际就是现在流行的当我们发现西方的法律人类学进路中隐含着的主体--他者的理论框架之时，就会发现西方的这两种研究进路实际都是不适合于作为中国语境中法律人类学研究路径的标杆的。由于这些问题本身溢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进而在这里就不加以研究了。从上面的两点可以看到，民间法的存在、发展以及适用等问题实际是与社会结构、民间法存在区域内的主体是紧密地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当社会发生变迁、主体的状况发生变化之时，民间法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实际也就要求了进行相关研究的论者必须要采取一种动态的、开放式的态度来对待民间法研究。

[29]这同时也是法律人类学研究比较集中的一块。同时值得重视的就是，现在社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一个封闭式、静态的社会了，进而采用一种封闭式、静态的态度来对民间法展开研究，实际也就缺乏了相应的研究对象了，法律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应该尽快地过渡到开放的、动态的，并对民间秩序加以研究的进路中来，因此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研究思路给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启发，一如其所言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的主要体会之一是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极为依赖一个固定的地点作长期反复的田野调查，以及对当地的历史发展做深入研究。其各个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全体间的关系非常松弛，因此，部分的动乱崩解不足影响全体。第二，中国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必须要求全国各地都必须持有同一种秩序观，这里是可以充分地为各地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的。

在印度文明中对事实的认知和事实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与对dharma认识相互关连的。中国同西方在文化出发点上存在相当的不同，中国秩序原理的要害在于，它必须以实质正义为优先原则，程序正义是服从于实质正义的。

此一领域的内容与逻辑并不是从西方经验中抽取的理想构造所能涵括的，它迫切地要求着我们付予创造性的关注与研究。民间法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主要在三个相互关连的领域展开：第一，对民间法进行一般式的话语构建

[28]参见李瑜青、张建：《论民间法研究的话语意义》，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同时法律人类学的研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有别于国家秩序的其他社会秩序存在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所谓深和厚的法治秩序就是考虑到中国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24]人类秩序的形成应该富有弹性，具有多元目标，由此斯科特提出厚薄秩序理论。其各个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全体间的关系非常松弛，因此，部分的动乱崩解不足影响全体。接着在发现了民间法所处的社会结构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问的就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中民间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以及是如何发挥其所具有的功能的。

[7]进而在这里的问题意识可能更在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国家法--民间法二元对立、为什么在这个区域少数民族习惯法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不足等，所以更应该从这个区域的社会结构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以及从社会承继的角度来进行历时性的分析等，而不能简单满足于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支配之下，实际就要求法律人类学研究进路需要多视角，克服把国家--社会框架绝对化，只停留在这个框架表面进行分析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直面一览无遗之现象，而不是以既有的理想类型去理解法律[12]，从而以中国当代自身的价值理论来构建法律人类学的基础。

【注释】[1]参见李瑜青、张建：《论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22]但这些不足并不能否认它对民间法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19]法律社会学研究的进路也应当不同，恰如黄宗智所言我们需要破除将国家与社会做简单二元对立的旧思维方式，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变迁从未真正的来自对针对国家的社会自主性的持久追求，而是来自国家与社会在第三域中的关系的作用。虽说斯科特和吉尔兹的研究理路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进路稍有不同，但其对法律人类学所带来的启示却是无限的。

虽说当下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法乃至整个法学界研究都有所贡献，但其所开放出来的问题还没有为学界于足够的重视。在印度文明中对事实的认知和事实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与对dharma认识相互关连的。徐晓光和周相卿的研究，貌似是从法律人类学的角度对习惯法/民间法做了研究，因为其是以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而得出文章的结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把国家法--民间法两分的理论预设绝对化的做法，实际阻碍了法律人类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可能性。第二，中国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必须要求全国各地都必须持有同一种秩序观，这里是可以充分地为各地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的。

比如徐晓光在《罚3 个 120的适用地域及适应性变化》[10]。[26]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邓正来译/编：《西方法律哲学文选》（下），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214下。

同时值得重视的就是，现在社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一个封闭式、静态的社会了，进而采用一种封闭式、静态的态度来对民间法展开研究，实际也就缺乏了相应的研究对象了，法律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应该尽快地过渡到开放的、动态的，并对民间秩序加以研究的进路中来，因此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研究思路给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启发，一如其所言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的主要体会之一是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极为依赖一个固定的地点作长期反复的田野调查，以及对当地的历史发展做深入研究。[27]但颇为遗憾的就是，法律人类学论者们由于是在国家法--民间法这一二分理论的支配下展开研究的，所以其更多的是侧重从规则和纠纷解决的角度来对民间法加以研究，这一研究进路所产生的后果就是遮蔽了法律人类学所应该具有的视野，亦即从秩序形成的角度来对民间秩序形成的问题加以研究，这实际也是我们主张法律人类学为什么要从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社会变迁的视角等多方面加以对习惯法进行研究的基本理由。

梅因在1861年出版了使其扬名的《古代法》[13]一书，该书到处充满了当时弥漫在西方世界的智识主义的味道。但事实却告诉我们，这种静态的、封闭的研究态度实际是与民间法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

马林诺夫斯基在功能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在《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5]一书中认为梅因的进化论方案实际是对原始社会中的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根本的误读，同时其又认为在原始社会中的如巫术等不仅不是一种反法律的失常状态，反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功能的。[3]当然值得重视的还有就是，国家--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为什么能够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的问题，以及学人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性、描述性还是规范性的？以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就是中国本身的秩序构成原理是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对其进行分析等等。同时，共产党虽偏重变革，但认同仍然在政治社会的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功能。[22]祁进玉：《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国家正是通过法律这种新的图景来设想和形塑它所期望的主体。[2]但这一进路存在把国家--社会框架做单一的支配性分析，停留在这个框架形式表面的情况，从而阻碍了这一研究进路思维的展开。

法律人类学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实际已经模糊地发现了在民间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并不是仅仅单一性的习惯法/民间法在起作用，而是包含有习惯法、道德、伦理甚至政治在内的多种规范在发挥着作用，同时更值得重视的就是诸多的规范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单道式的作用发挥模式，而毋宁是说几种规范凝集在一起而形成社会的秩序，这从法律人类学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的纠纷过程中的当事人往往会在几种不同的话语模式中来回穿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7]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73页。

他认为具有历史悠久的城市可以被称为深或厚的城市，因为他们是大量的、已经逝去的、来自各种地位的人在长期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19]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魏敦友教授法哲学讲演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